在政治社会层面上的宽容是一个不同的问题。在这一层面，公共善物具有很高的风险，例如选举权、担任公职的权利、参加公共论坛的权利，如果给那些持有不同意见者（他们在我们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上与我们不同），甚至给那些拒绝最基本的社会原则的人提供这些公共善物，也不会失去其意义。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，因而他有资格享有这些公共善物，这仅仅是因为他因生而入其中（在其他方面也一样），而且只要他还在这个社会领域内，就要求他遵守社会的法律和制度。我一直在描述的这种对宽容的证明建立在社会理念的基础之上，也以下述理念为基础，即社会所包含的“公民伙伴”关系乃是我们有理由珍重的关系。当这种关系受到侵犯时，我所说的“疏离”就会发生，即当我们否认他人同我们一样也是我们社会的成员，也有权利确定和塑造我们的社会时，“疏离”就会发生。[6]